《論民主》第13章 為什麼市場資本主義有利於民主？

第13章

為什麼市場資本主義有利於民主？

民主和市場資本主義就像被不幸福的婚姻捆綁在一起的兩個人,雖然衝突不斷，卻又能讓婚姻維持下去，因為雙方都不願意分開。如果用植物世界來作比喻，兩者是一種對抗共生的關係。

儘管這種關係極其複雜，從我們所能看到的豐富而又不斷增長的有關政治和經濟系統的經驗中，我相信能得出五個重要的結論。在這—章，我列出其中兩個，其他三個放在下一章介紹。

多元民主只有在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才能持久生存；它不會長久存在於一個非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裡。

儘管我把這個結論局限于多元民主，但它也同樣適用于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義大利的城邦制平民政府以及北歐代議制的演進和公民參與制的成長。但我想略過這段歷史（其中的一些我們在第2章就已討論過），以便更集中地討論現代代議民主制，也就是說，多元民主。

關於這方面的記錄卻是一點也不含糊。多元民主只存在於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卻從來不存在於那些非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這是為什麼呢？

這種嚴格關係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市場資本主義的某些基礎特性使得它有利於民主制度。相反，非市場資本主義的許多基礎特性對民主制度是有害的。

市場資本主義經濟的經濟實體是私人或企業（公司、農場和其他的什麼），它們被個人或集體而不是政府所擁有。這些實體的主要目標是以工資、利潤、利息和租金的形式獲得經濟收益。管理這些企業的人不需要為諸如大眾福利和公共產品這些廣泛、高尚和模糊的目標而操心。個人利益是它們行動的唯一指南。因為市場能為財產所有者、管理者、工人和其他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大量的關鍵資訊，他們不需要中央指揮就能自己作出決定（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可以無視法律和制度，下一章再回到這個問題上）。

跟我們直覺所感覺到的相反，市場的作用是調整和控制經濟實體的決策。歷史經驗確切表明：無數獨立競爭者——他們的每一個行動都是出於個人利益和受市場訊息的引導——作出的無數的經濟決策體系所產生的物質和服務是最有效的。此外，市場這樣做的時候，表現出來的規則性和有序性確實令人驚歎。

結果是，從長遠來看，市場資本主義確實導致了經濟的增長，而經濟的增長也有利於民主。首先，消除極度的貧窮並提高生活水準，經濟增長有助於減少社會和政治衝突。此外，當經濟衝突出現時，經濟增長能為互利互惠提供資源，如此各方皆有所獲（如果沒有經濟增長，用博弈論的術語來說經濟衝突就是“零和博弈”，即我受益則你受損，你受益則我受損，因此合作無益）。經濟增長也能給個人、團體和政府提供多餘的資源去支持教育，從而培養有修養、有知識的市民。

市場資本主義有利於民主是因為它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它造就了一個龐大的追求教育、有自治權、個人自由、有私有財產權、崇尚法治和參與政府事務的中產階級。正如亞里斯多德第一個所指出的那樣，中產階級是民主觀點和制度天然的盟友者。最後，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下放許多經濟決定權給相關的獨立個體和公司，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就不再需要一個強大而專制的中央集權政府了。

一個非市場化的經濟只能存在于那種資源缺乏和經濟決策寥寥無幾的地方。但在更為複雜的社會中，為了避免經濟混亂和提供一個至少中等的生活標準，就有必要由市場來提供調整和控制一個替代品。唯一可行的替代物就是國家的統治。一個非市場化經濟中的企業，不管它正式、合法的所有權有多大，事實上，它們的決策都是由國家制定和控制的。沒有市場的調整，政府的任務必然是分配稀缺的資源：資本、勞動力、機器、土地、建築物、消費品、住房還有其他。為了實現這個任務，政府需要一個詳細而全面的計畫並由政府官員負責計畫的制訂、實施和監督。這些都是龐大的任務，需要海量的可靠資訊。為了讓政府的指導得到遵從，政府官員必須尋找和實施恰當的激勵機制。這些都有賴於從獎勵——包括合法的（如工資和獎金）和不合法的（如受賄）——到強制和懲罰——（如處“經濟犯罪”者以死刑）——的一系列手段。除了在極罕見和為時極短的情況下，沒有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過一會兒我再回到這個問題上。

但是，損害民主前景的最重要的因素，並不是中央計劃經濟的無效率，而是這種經濟的社會和政治後果。中央計劃經濟將全部經濟資源交由政府領導人來處置。為了預見這個不現實的政治果實所帶來的後果，我們不妨回憶一下這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中央計劃經濟用醒目的字眼兒向政府領導人發出坦誠的邀請：為了鞏固和維持你的權力，你可以使用所有的經濟資源！

政治領導人將不得不擁有超人的自製力去抵制這種誘惑。可是，歷史悲慘的記錄表明：那些能夠掌握由中央計劃經濟所提供的龐大資源的領導人，都驗證了那句格言的正確性。確實，政治領導人運用獨裁可以達到好的或壞的結果。歷史記錄下了部分的好壞結果。然而總體上來看，我認為獨裁者產生的壞結果要大於好結果。

一些修正

儘管這兩個結論都是成立的，但它們都需要作一些修正。

首先，經濟增長不是民主國家所特有，經濟停滯也不是只存在於非民主國家。確實，經濟增長與國家的管理和政治體制形式上看上去沒有多大的關聯。[1]

其次，儘管民主長久地存在於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但不排除市場資本主義也存在於非民主國家和地區。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特別是在中國臺灣和韓國——我前面提到的因素推動了經濟的增長，同時，市場經濟又反過來推動民主化的進程。在這兩個地方，領導人制定的政策刺激並成功地發展了市場經濟、出口工業、經濟增長和龐大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同時無意中撤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因此，市場資本主義和經濟增長確實對民主有利，但從長遠來看，它們對非民主政體就遠不那麼有利了，事實上是完全不利的。

市場資本主義經濟不僅是我們所熟悉的21世紀城市工業形式和後工業形式，它也可能是——或者至少曾經是——農業形式。我們在第2章已經看到，在19世紀，排除女性選舉權的基礎民主制度，在許多國家得以發展——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而當時這些國家都是農業占主導地位。1790年是美國新憲法（一直使用到現在）實施的第一年，只有占全國總人口不到5%的人居住在城鎮，而其他95%的人生活在農村，主要在農場。到1820年，當時的多元化（只屬於白人）民主政治制度已得到牢固確立，全國1000多萬的人口還有90%的人生活在農村。在1860年內戰前夕，全國超過3000萬的人口當中80%生活在農村。亞曆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描述的美國是農業化的，而非工業化。當然農業社會的經濟單位主要是農場，它們由個人農場主及其家庭擁有及管理。他們所生產的東西主要用於自己消費。

但重要的是，當時的經濟高度分權化（事實上要比工業化時代更分權化）；政治領導人沒有太多的機會去使用他們的資源；它創造了一個由自由農民組成的龐大的中產階級。因此，這對民主發展是十分有利的。事實上，在湯瑪斯·傑弗遜眼裡的共和國中，由自由農民組成的農業社會是民主的重要基礎。

前工業時代所產生的那些最古老的民主制跟後工業時代沒有任何關係嗎？非也。那一段經驗強化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不管經濟體的主要活動方式是什麼，分權化經濟有助於創造一個由獨立公民所組成的民族，因此對於發展和維持民主制度是非常有利的。

我剛才提到，在“極罕見和為時極短的情況”下，國家政府能有效地管理中央計劃經濟。需要補充的是，這裡的政府也是民主的。這就是英國和美國在一戰時尤其更重要的是二戰時的戰時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資源的計畫和分配有著明確的目標，就是確保軍事需要和人民基本的食物和服務需要。戰爭目標得到廣泛的支援。儘管也出現了很多黑市，但它們還沒發展到能影響中央系統對資源配置和對價格控制的有效性。最後，當和平到來時，這種制度就被廢除了。結果，政治領導人出於政治目的而控制經濟的機會被剝奪了。

如果我們暫時把戰時制度放在一邊，就會發現，只存在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的領導人根本上是反民主的。因此，我們不能排除領導人信仰的非民主後果對經濟秩序的非民主後果帶來的影響。中央計劃經濟能為他們提供龐大的資源，使得他們更容易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別人，從而實現他們的目標。

嚴格地說，把民主制度與和平時期中央計劃經濟結合起來的歷史經驗還沒有過。我希望它永遠也不會出現。我相信，最可能的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它對民主來說有害無益。

然而，即使市場資本主義要遠比任何非市場經濟更有利於民主制度，它仍有著很多不利的後果。下一章，我們將討論這個問題。

【注釋】

[1]這方面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證據，參見Bruce Russett, “A Neo-Kantian Perspectiv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Building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anuel Adler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d Adam Przeworski and Femando Limongi,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3, Summer 1993: 51-70。